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向第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提到了中国面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温总理强调，今年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有效缓解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
    毫无疑问，“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金融大环境里最棘手问题之一。如果追究起因，可以梳理出重重“机缘凑巧”：例如金融企业(尤其是大型银行)密集性上市。而单单汇金公司的注资，就解放了大量的“人民币可贷资金”，再加上银行IPO的资金募集，自营存款(吸取新的存款)的继续扩大，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的融资，以及资本金增量，都构成了银行体系内可贷资金规模的极度膨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则给“流动性过剩”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大量的外币被换成了人民币，在银行体系内部像阴魂一样浮动；再加上央行在近两年来密集地帮助问题券商偿还保证金窟窿和个人债务，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用专项票据核销不良资产等等，这些举动的实际都是向市场体系里或早或迟地“注入”货币。
    “机缘凑巧”并不完全概括“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实际上，造成目前长期而难以解决的“流动性过剩”的本质原因在于央行的非独立性，即央行没有获得足够的授权(或者拥有足够的权力)来改变“流动性过剩”的运行状态。
    根据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央行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强调了“央行有责任和义务维护金融稳定”。它透露出来的原则是：第一，经济增长是核心，央行必须接纳这一点；第二，金融稳定也是异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国有金融机构坏帐率很高、一些金融机构破产概率显著增大的情况下，央行必须要给予解决，从某种意义来说，金融稳定优先于货币稳定。
    第一原则涉及的是央行宏观独立性，即央行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偏好的服从程度。根据学者Cukierman等人的研究，总的来说中国央行的独立性一直没有显著增强。
    央行自行掌握的权力仅仅包括发行(回收)央行票据，以及提高(降低)准备金率等等。实际上，动用准备金率在一些发达国家央行看来是货币政策的“巨斧”，而动用利率则是“小烹”，但这种观念在中国央行这里却倒了个儿：动用利率汇率是艰难的，而提高准备金率却是“家常活”。这种截然不同的差异，并非是国家间的市场结构造成的，而是权力结构造成的。
    第二原则带来“危险的放纵”，因为一旦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了解这一原则，那么它们就可以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然后对央行(以及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隐瞒重要的风险信息，提高央行等机构的监督成本。央行虽然知道金融机构从事高危活动，但出于金融稳定的考虑，在这场博弈中，总是进行救助。
    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导致的结果是，很容易产生“流动性过剩”，因为“流动性过剩”更多地满足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偏好，而牺牲了“货币稳定”偏好。所以说，只有给予央行更多的独立性以及使得央行的行为有更多的透明度，才能诊治“流动性过剩”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